傅柯與認識論斷裂—初探

-By Ivan

序言書室在一月至三月期間，舉辦一系列撕開傅柯討論會，重燃起我對傅柯的興趣，於是從圖書館借了古廷(Gary Gutting)主編的《劍橋哲學研究指針﹕傅柯》(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oucault)，裡面收錄傅柯恩師剛居朗(Georges Canguilhem)一篇討論傅柯的文章﹕《人之死，或我思之消逝》(The Death of Man, or the Exhaustion of Cogito)。

有人以為傅柯的論述屬於批判理論，其實不然，傅柯反對人文主義(humanism)傳統，他的論述亦以人文科學的起始點作為研究對象。這要追溯到一位影響傅柯的法國科學哲學家巴什拉爾(Gaston Bachelard)，他提出了「認識論斷裂」(epistemological rupture)，以反對柏格森理論。巴什拉爾認為在科學領域中，有一種內在的(immanent)深層結構，稱之為「認識論障礙」(epistemological obstacles)，它們妨礙科學認識論的發展，其中一個例子是對項(division)，例如「精神/身體」(mind/body)。然而，如果系統中突然產生了「認識論斷裂」，這些障礙會被消除，認識論斷裂最終導致了科學的發展。

基於「認識論斷裂」，我們可以瞭解傅柯的反人道主義立場，亦更能掌握傅柯對歷史的態度。傅柯亦不認為歷史是一連串連續的事件，但因為這些「斷裂」透過一些個別被忽略的事件而出現，正如剛居朗所說的，就像「一些以前未被想過的思想，即非思想(unthought)，它以新的方式，重新思考」一些以前被思考過的問題。傅柯不會像結構主義者般刻意漠視歷史事件的存在，然而傅柯看出，歷史並不是我們所認為的那樣，像表面上一般具備連續性。如果拋開與「認識」(episteme)相關的獨特歷史事件來看，在傅柯的研究中，「一般的歷史」並不足以催生現代人及現代社會。

傅柯的《古典時代瘋狂史》將焦點放在十六、七世紀的轉折時期，而巴什拉爾在代表作《科學思想的形成》(la formation de l'esprit scientifique)的前言中，亦將前科學時期確定於古代至十六、十七以至十八世紀，而科學時期確定於十八世紀末、十九世紀以至二十世紀初的百多年間。古典時代恰好處於人文思想及科學突飛猛進的十八、九世紀前夕，「理性/非理性」(raison/deraison)的對項正好也主導了當時人們處理瘋癲者的整套邏輯，因為理性人(rational being)的前設是必須排除(exclude)瘋癲者在「人」的定義以外，所以《瘋狂史》對於人文科學的反思其實是很深的。

在傅柯的論述那裡，「人」沒有甚麼位置。關鍵的是，在「人類」的歷史中，我們是怎樣透過討論和實踐得出「人」這個概念。甚麼是「人」﹖不是因為哲學家和宗教思想家的討論，「人」會出現嗎﹖因為，對傅柯(起碼是性意識史第二卷以前的傅柯)來說，傳統哲學的「主體」和「客體」並不存在，只有論述的實踐(discursive practices)，才能引起他的興趣。傅柯經常討論的「認識」(episteme)和權力，其實也不是一種實體，它們不過是一種關係的構成，這種關係無處不在，它呈現為一塊無邊無際的論述性網絡(discursive network)。

一般相信，關於人的現代哲學產生於笛卡兒的話﹕「我思故我在。」笛卡兒的「我思」(Cogito)揭示了「人」作為「意識主體」的特質。然而這個「我思」是否導致「我」的「存在」，這受到後世哲學家的質疑。康德提出了「甚麼是人﹖」的問題，糅合了笛卡兒的獨斷論和休謨的經驗論，既從經驗(the empirical)亦從超驗(the transcendental)層面去看這個問題，「我思」被解釋為「自在之物」(thing-in-itself)，「我」(I)無法掌握「我自己」(Myself)。但隨著十九世紀實證科學的興起，「人」作為「意識主體」的超驗特質日益受到神經科學的挑戰，尤其是蓋爾(Gall)的大腦醫學(cerebral physiology)，對實證主義者孔德(Comte)來說，從康德(形而上學)到大腦醫學(科學)，正好是人類精神進步的歷程，而科學之取代形而上學，正好將「人」變成了實證科學的處理對象，人失去了「主體」的位置。

我們認真想一想，大腦醫學的出現，不正是「斷裂」了「精神/身體」的「對項」嗎﹖從此「精神」、「心智」被當成「身體」的一部份，而傅柯在《規範與懲罰》中提出的全景式監獄(panopticon)景觀，亦落實到社會人文科學研究及社會實踐中，這是否也將「個人/社會」這個對立項作為一種現代人對社會的認識論障礙加以「斷裂」呢﹖傅柯對認識論的重新審視，往往能夠引發我們對科學和現代社會更多的思考。

《詞與物》列出了人文科學的三大主要學科﹕語言學、經濟學及生物學，這三大學科在康德的時代漸漸成熟，分別取代了以前的普通語法、交換及價值理論及自然史。箇中的斷裂固然明顯，但關鍵的是，這三大新興學科亦彷彿回應了康德的問題﹕「甚麼是人﹖」從三方面闡釋現代「人」的概念。

剛居朗認為，傅柯從上述一系列的思想史事件，看出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斷裂，從「我思」到神經科學，每個人的「自我」被重新認識、闡釋。而在十九、二十世紀之交，胡塞爾提出的現象學及弗洛伊德提出的精神分析，又彷彿實證科學發展過後的又一次斷裂，前者將「我思」理解為意識層面的活動(acts)，後者將之理解為意識與潛意識的歧異。站在這一系列事件之上，剛居朗相信，傅柯採取一種新的、非笛卡兒(non-Cartesian)亦非康德(non-Kantian)的認識論，他相信傅柯受到巴什拉爾的影響，後者將笛卡兒的話改寫為被動的"cogitatur ergo est"，即是說，「我思」變成為「被動」的活動。傅柯導致的轉變是對於人文主義和古典時代哲學的一次重新整理，也許能夠重新梳理出問題的脈絡。